专访学者骆海飞

人物介绍

骆海飞，江苏南通人，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（碧泉书院）副教授。早年投身基础教育，后潜心深造，获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。毕业后在寒山寺从事文字工作，2011年考入南京大学，师从赖永海教授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。2015年进入苏州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，2018年出站。次年任教于苏州大学，2024年起执教于湘潭大学，治学行履涵盖丛林实践、高校教学与地方文脉研究。

扎根天台，著书存史。骆老师长期致力于江南天台学的研究，以文献考据为根基、以义理阐释为核心，在宗教文化领域成果丰硕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，在《云南社会科学》《北京社会科学》《五台山研究》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，著有《天台宗史略》《两宋时期台净合流研究》《天台止观与唐宋道教修持》等专著。

兼综佛道，比较致思。骆老师治学不囿一宗一派，主要从事佛教哲学、道家（教）哲学、佛教宗派关系及佛道关系研究，兼及中西哲学比较。研究既深入天台宗义理与台净合流的内在脉络，也关注道教重玄学与佛教义理的融摄互动；既有中国佛教本土化的扎实考证，也有拉康精神分析与惠能禅法的跨文化比较，为佛教哲学研究提供多元路径。

结缘七塔，执笔僧史。受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邀请，骆老师历经九年撰成《月西法师评传》，系统梳理七塔禅寺“复兴之师”月西法师的生平事迹、核心思想与弘法实践，为寺院近现代史研究和浙东僧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近年来，她多次受邀莅寺开设专题讲座、参与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，围绕慈云遵式、四明知礼、《佛祖统纪》等议题分享个人成果，推动天台佛教文化的学术研究。

2026年秋，骆海飞老师接受《报恩》采访。从求学岁月的曲折求索，到与佛门结缘的殊胜因缘；从七塔僧史的书写，到天台学、佛道关系的深入探究，再到对当代佛教文化建设的思考，骆老师娓娓道来。

《报恩》谨录此次访谈，以飨读者。

一、“人生路远，永不言弃”的学术底色

《报恩》：您早年有中学从教经历，后入职寒山寺，再转入高校深耕学术｡这三次人生转折缘何而起？对您的学术志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骆海飞：我于1999年秋季进入大学校园，开始了本科生活。大二、大三那两年，我决心通过考研改变自己的未来人生。按照原本“水到渠成”的人生剧本，大学毕业后，我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但大学期间，授课教授们的自在生活给了我很大的触动，我很喜欢流淌在高校里的那种宽松又闲适的工作氛围，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要实现这个理想，考研几乎是当时唯一的途径。

毕业那年，我的考研成绩还算理想，但英语以一分之差未过国家线，因而与南京大学失之交臂。其实当时有机会调剂到苏州大学哲学系，也已与导师沟通妥当，但因为一心报考南大的执念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。

毕业后，我决心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备考，遂在江苏如皋的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，后来还是因为英语成绩不理想，不得已放弃南大，调剂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，师从夏金华研究员，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。

硕士毕业后，我待业在家有近一年的时间，之后到苏州寒山寺衣钵寮做了大半年的文员工作。期间，我一直在准备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。2011年9月，我终于如愿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成为赖永海教授的学生，圆了自己的南大梦。

这样的人生经历与转折，对于我的学术志趣来讲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“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”。从我大三那年决心考研到进入南大读博的十年间，走过不少弯路，也经历过不少挫折，但求学之初心与追求理想之信念始终未曾改变，这也影响并铸就了我学术道路的底色：“人生路远，永不言弃”。

《报恩》：您兼具丛林实修体验与高校理论研究的双重背景，这一经历让您的天台研究形成了哪些不同于纯书斋学者的独特视角?

骆海飞：说来惭愧，我的丛林实修体验并不丰富，平时虽也常去寺院，但真正意义上的丛林实修，其实只有一次。

2012年暑假，我曾在台湾佛光山参加为期三天的晨间“云水禅”（禅修体验活动）。第一天早晨的坐禅，只是走了一个流程，几无收获；第二天早晨，在佛光山法师的悉心指引下，我非常自然地进入到定境之中。那是一方净土，绝无纤尘、花香扑鼻、鸟语入耳，令人满心欢喜、流连忘返。待从定境之中走出，回到现实世界，眼前的景致虽然秀美，但美则美矣，与定境中所见之世界却有着云泥之别。因为有了这样一番殊胜的体验，所以在第三天早晨的行禅时，我十分努力地想要再次进入到那个法喜充满、清净自在的定境之中，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了。

这次禅修体验使我深刻地意识到，对于佛教的研究，尤其是像天台宗这样注重止观双修的宗派而言，要想真正切入其精髓，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理论修为，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宗教实践，否则对于天台佛学的研究就是不完整、不充分的。

显然，我目前的学术研究只有理论层面的一门深入，缺乏实践层面的支撑，可谓是“单腿前行”。希望这种状态，在退休之后能够得到改善。

二、七塔殊缘，暗夜明灯

《报恩》：距离您启动执笔《月西法师评传》已近二十年，这段因缘对您的人生轨迹和学术研究有何影响？

骆海飞：我承接《月西法师评传》的写作任务，是在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的暑假。它为我当时沉郁、茫然的人生带来一道光亮，使我有勇气与信心面对生活中的困境，走上一条荆棘与鲜花交织而成的人生道路。

首先，可祥大和尚将这份重任交托于我，无疑是对我个人能力的肯定，这给予了我极大的鼓舞。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吐槽：毕业即失业。这样的人生经历，在二十年前的那个暑假，我真真切切地体验过一回。耳闻目睹身边同窗各有前程，自己却如陌上尘埃，不知落脚何处，失落与自我怀疑不可避免地涌上心头：是专业不适配无法找到工作？还是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支撑起未来的锦绣人生？就在诸如此类的自我纠结与内耗之中，我接到了为月西法师写传记的邀请。它像漆黑暗夜里的一道光，为我照亮了前行的方向。

其次，书稿写作进程中的稿酬收入，为我待业修整、继续攻读博士的求学岁月铺垫了丰厚的物质基础，助力我走过那段不同寻常的人生阶段。

最后，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，莫过于书稿主人公月西法师与时俱进、继往开来的胸襟格局，以及“变而不变、不变而变”的人生信仰与处事原则。他在特定历史阶段中，保存了宁波佛教的一缕命脉，为近现代浙东佛教的复兴积蓄起有生力量，留存了不灭希望，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最坚实的庇佑与最温暖的港湾。与此同时，也为我的人生航程指明方向，保驾护航。

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，撰写《月西法师评传》的漫长历程，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写作经验，使我有机会、有时间去思考：面向普通信众与大众读者的高僧传记，应当以何种叙事方式呈现，才最合适、最恰当。

《月西法师评传》

《报恩》：《月西法师评传》采用 “略传+述评”的篇章结构，您为何采用这种 “史论结合” 的双轨体例？如何把握史料考证、人物塑造与学术评价之间的平衡？

骆海飞：《月西法师评传》前后有两版底稿。第一版完全遵循传记体例撰写，篇幅约18万字，但写得不尽如人意。于是，结合七塔禅寺的修改意见与自身的思考，我对书稿进行重新打磨。彼时，我恰好前往南京大学读博，研读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之后，我认为以“略传+述评”的篇章结构呈现思想家哲学人生的模式，同样契合月西法师传记的写作需求，由此便确立了《月西法师评传》史论结合的双轨写作范式。

不过，《月西法师评传》的体例与南大思想家评传系列的篇章结构还是略有差异的，二者虽然均以“略传+述评”的模式谋篇布局，但后者中的思想家传记只是将人物生平一笔带过，以思想述评为核心；而前者中“略传”与“述评”呈平分秋色之态势，这主要是由书稿的写作初衷——“传记”体例及其读者决定的。

《月西法师评传》首发式留影

至于史料考证、人物塑造与学术评价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，我是这么考虑的：首先，史料考证是全书写作的基础，无论是月西法师的生平事迹梳理，还是对其弘法事业、思想理念的评述，均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搜集、梳理与考证之上。其次，人物塑造是叙事的载体，以客观史实为框架，结合人物的性格特征、心理活动与行为模式等要素，立体还原月西法师的一生。最后，学术评价是史料考证与人物塑造完成后水到渠成的结果。客观公允的学术评价必须建立在真实史料支撑的基础之上，脱离史料的空谈式评价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。

《报恩》：月西法师成长于佛教复兴、高僧辈出的时代，求学经历丰富。您认为，教育熏习、时代因缘与个人行愿，是如何相互成就其深厚的道业与人格风范的？

骆海飞：月西法师是近现代道行深厚、风范长存的一位高僧。他之所以能在同时代的诸多僧人中脱颖而出，与所接受的教育及个人行愿息息相关。在我看来，教育熏习、时代因缘与个人行愿共同塑造了月西法师不同凡响的一生。具体而言，教育熏习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塑造了月西法师的人格底色，奠定了其道业发展的基础，为个人行愿提供坚实纯正的佛理支撑；所处时代及人生境遇为其佛学人生的展开赋能；个人行愿则是月西法师道业精进、德行卓著的内在驱动力。月西法师以虔诚的愿心、坚定不移的行持回应时代需求，三者共同谱写了清净圆满的道业生涯与卓尔不凡的人格风范。

月西法师德相

《报恩》：您曾在寺院工作，又执笔僧史，且长期研究佛道思想。对您而言，佛学是否已超越了知识层面的探究，成为一种理解人生、观照世界的生命实践？

骆海飞：的确如此。这样的人生经历使我对佛学的认识与理解超越了知识层面的探究，成为指引人生、观照现实的明灯。佛学既拥有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，更蕴含开人心胸、导人向上的般若智慧。借由这智慧，便能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人生中乘风破浪，一路向前。

三、“教宗天台、行归净土”是生存而非异化

《报恩》：您提出两宋台净合流兼具“理论、历史、危机”三重必然性。其中尤为强调“危机必然性”——台宗内有门人反叛，外有禅贤挤压。危机驱动下的融合与主动选择的融合有何本质不同？

骆海飞：两宋时期，天台宗与净土宗的合流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。既有天台宗面临的内有门人反叛、外有禅贤挤压的危机，又有以慈云遵式、四明知礼、孤山智圆为代表的高僧大德的主动选择。危机驱动下的融合，是一种生存策略，而遵式、知礼、智圆等人主动选择、论证并实践的台净合流，则是他们以天台宗的当下立足与长远发展为根底的智慧洞见。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：宗派融合过程中的主导权掌握在哪一方的手中，以及融合的终极目的是“自救”还是“自为”。

南宋 张思训 《智者大师像》

《报恩》：您的研究贯穿两宋，关注到四明三家弟子逐渐归向净土的过程。在您看来，天台止观被净土行门逐渐取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这是台宗的自救还是异化？

骆海飞：台净融合的因子早在天台智者大师时代便已孕育，及至慈云遵式、四明知礼、孤山智圆所处的北宋初期，二宗合流正式拉开序幕。

三位祖师大德对台净融合确立了基本定位——“以台摄净，融净入台”。“四明三家”（知礼弟子尚贤、本如、梵臻传承师说，合称“四明三家”）在接续知礼法脉后，虽在总体上仍能秉持台净合流的方针，但在实际修行实践中，天台止观逐渐被净土行门所取代，最终形成“教宗天台、行归净土”的格局。

这一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修行难度与时代因缘的错位。天台止观修行讲究定慧双修、次第进证，对于修行者的根器与环境要求极高，属于自力自为的难行道；净土行门则相对容易，但凭信愿持名便可往生净土。这种“三根普被”的特性更适合末法时代障重慧浅的众生。因此，“教宗天台、行归净土”格局的形成，本质上是天台宗以净土宗的易行道接引众生，延续宗门慧命的生存智慧，并非是一种异化。

四、“实相无相无不相”的圆融之道

《报恩》：您的研究横跨佛道两教，关注重玄学中的佛道交融。您认为唐代重玄学的“重玄”思想对天台止观学说有何补充或启发？二者在融摄方式上有何差异？

骆海飞：唐代道教重玄学并非单向度地汲取佛教资粮，其思想体系也会对天台止观学说有所补充和启发，尤其在修行方法与心性论层面。

比如，重玄学道性理论受佛性论的影响，促使道教从外丹修炼转向内在心性的理论建构，其“道性遍在”的理论也反向丰富、滋养了天台宗的心性哲学；再比如，司马承祯的“坐忘七阶说”，本是对天台止观法门的道教化改造，这种操作性极强的修道阶次，反过来也为天台学的义理与实践提供了一种参照。

唐代道教重玄学对佛教义理的融摄、天台学说对重玄思想的借鉴，都是以各自的宗派立场作为本位，有选择性地吸纳有益于自身、有补于自宗的养分，这是二者在融摄方式上的共通之处。至于二者的差异，主要表现为前者以遣除的方法融贯佛教义理，后者则通过圆融的路径统摄重玄思想。

《报恩》：您曾比较拉康的“魔鬼他者”与惠能的“本来面目”｡二者都以镜为喻、都否认实体自我，但拉康指向虚无，惠能指向回归。这两种思想对于缓解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有何启示？

骆海飞：拉康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学家，惠能是中国禅宗南宗的实际创始人，两人相去一千多年。颇有意思的是，二人在建构各自思想体系时，不约而同地以镜为喻，镜中皆空空如也，不存一物，但呈现出的思想有所不同。在拉康看来，个人主体以他人为镜，他者却将个人主体取而代之，因此之故，人注定无家可归；惠能则强调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（宗宝本《坛经》）这面无相无物的明镜却能够随缘成就诸般物象，此即为“实相无相无不相”的道理。人的心性往往为尘劳妄念所遮蔽，惠能指引给众人一条发掘与回归本来面目之路。

所以，拉康的他者理论揭示了个人存在的残破性，以及精神上无所依止的痛楚，这种理论看似恐怖而荒谬，但却“让我们多一种清醒，以正确认识自己，认真对待我们存在中的种种物化和异化之自我疏远，自省生命中的能指之漂浮和本己的不可能性。”（转引自张一兵著：《不可能的存在之真——拉康哲学映象》）惠能禅宗思想则提供了“一条精神拯救之路”，依循此路，即可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。

雅克·拉康

六祖惠能

五、“让佛教文化从佛堂之上走进大众视野”

《报恩》：您从管理学视角解读天台智顗，提出“应机说法、随方毗尼、取舍进退、躬身垂范”四大管理智慧｡您认为今天的道场应如何结合现实加以实践?

骆海飞：我在《天台智顗的管理智慧》一文中提出，作为佛教天台宗实际创始人的智者大师，在其浮度诸方与住寺领众之际，表现出了非凡的管理智慧。他应机说法、巧结善缘，为天台宗的创立赢得了丰厚的人脉资源；取舍进退、张弛有度，为天台宗的创立营造起良好的外部环境；随方毗尼、与时俱进，为天台宗寺院的法制建设保驾护航；躬身垂范、奖训得宜，成为天台宗僧团的现实依托与精神象征。借由非凡的管理智慧，佛教天台宗从无到有，绵延至今。

我想，智者大师的管理智慧对今天道场的管理，有这样一些启发价值：首先，要精准回应时代需求，通过阐释佛教教义，参与环保、公益等社会议题的方式弘扬佛法，回馈社会；其次，要在坚守根本戒律不变的前提下，学习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成为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，同时应依据道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，确保有规可依、依规而治；再者，要有维护道场清净和合的勇气、决心与智慧，果断拒绝于法不合、于修行不利的诸多因素，确保道风纯正、道场庄严；最后，管理者的人格魅力，是道场运转的精神象征与基本保障。管理者应当成为以戒为师的典范，若不能躬身垂范，管理便失去了根基。

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留影

《报恩》：您长期研究江南天台文脉，也持续关注地方佛教文化。您认为，以七塔禅寺为代表的浙东佛教，应如何进一步挖掘自身文化资源，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？

骆海飞：就我的理解来讲，以七塔禅寺为代表的浙东佛教，可以立足于已有的学术基础和区位优势，以学术立身和文化破圈的双重驱动，在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两个维度上更进一步。

在学术研究方面，七塔禅寺已深耕多年，奠定了良好的学术根基，未来可进一步深耕，打造宗教中国化的浙东样本。天台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范例，浙东又是佛教输入日本、韩国的重要门户。七塔禅寺可依托已经举办九届的“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”，联合国内外高校，着重研究佛教思想在浙东的在地化演变及其对东亚的影响，将浙东地区打造成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关键区域。同时，可深化与国内外高校、科研机构的合作，共同培养人才，将七塔禅寺建设成为浙东佛教研究基地。

在文化传播层面，地处宁波城区的七塔禅寺可结合都市丛林的特点，开发“都市禅修”“禅意生活美学”等课程，让佛教文化融入现代人的精神生活。同时，可将寺院文化、学术成果与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等文旅线路结合，打造“文化探秘·七塔问禅”等深度体验产品，让佛教文化从佛堂之上走进大众视野。